□唐清华

梦遇一曼

茫茫如铁的黑夜中，有人拉起了我的手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浅浅地笑着、拉着我向前跑去。一束刺眼的白光袭来，错愕与疑惑爬上我的心头，我原本急促的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，而她仍是笑着，满脸欣喜地望向她所奔赴的光明。我们眼前变为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我不安地闭上双眼，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竟已身处在一群工人中间。四周晦暗不明。在我们中间站着一位身材瘦弱，但眼神坚毅的女性——是她，她就是赵一曼。这一幕发生在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的沈阳工厂，当时赵一曼被调到东北，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。“日寇铁骑践踏我国河山，在我国土烧杀掳掠，毁我家园，杀我父辈兄弟，奸淫我妻女，所犯罪行罄竹难书！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！斗争！工人们，同志们，让我们联合起来斗争！”年仅26岁的她，站在一群工人中间慷慨激昂地演讲。她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我脑中一遍一遍地回响，微弱的火星聚集了起来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汇聚成工人反抗的熊熊火焰。火焰在她眼中熊熊燃烧，那是她对敌寇的仇恨，是她对祖国独立和安宁的向往。

黑暗再次袭来，她仍旧紧紧拉着我的手。她紧抿双唇，却依旧不改坚定本色。一束白色的光亮突然打破黑暗，借助这份光亮，我看见几只红得发黑的蜈蚣在她小腿肚上歪扭着身子。我心里一颤，顿感惊慌恐惧，而她，眼里虽然微微透露出几分被毒虫啃咬的痛苦，却依旧凌然而立，站得笔直。

再次醒来，我被浓郁的消毒水味道包裹着，定了定神，上下打量自己，发现自己穿戴着整齐洁白的护士服。记忆翻涌而来，原来我是护士韩勇义。1935年的夏天，一个传奇人物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——她就是1935年11月间在珠河的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的赵一曼同志。我喜欢叫她姐姐，喜欢和她一起交流。我看着那些残酷的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来病房审讯拷打她，可她从未让鬼子获得任何机密或情报。我问她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坚持？”她总是努力扯出一抹笑容：“只要我坚持到底，就能默默护卫无数和我一起奋斗的同志！”我为她的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而震撼不已，同样大受感动而决心帮忙的人还有负责看守她的警卫——董宪勋。为了迅速逃走，我们三人制定了周密的逃跑计划。1936年6月28日，我和董宪勋将她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，几番辗转才将她送到了阿城县境内董宪勋的叔叔家中。在我以为我们已经顺利逃脱之时，意外发生了。6月30日，她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，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……

黑暗又一次降临。她还在微笑、还在坚持、还在抗争。我想，比钢铁还硬的便是她的意志和决心。

我逐渐学会了习惯性地睁眼。这一次充斥鼻腔的是浓厚的焦糊味。原来这次我是一名日本士兵。眼前这个女人让我们头疼不已，在对她施以老虎凳、灌辣椒水等酷刑后，她依旧拒绝吐露任何一个字。队长一遍又一遍地骂着“八嘎牙路”，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最让人痛苦的电刑。这是我第一次实地看到电刑：当按下那个小小的按钮后，电椅闪烁的触目红光有一瞬间晃了我的眼睛。她嘴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紧跟着，整个身体不可抑制地抖动起来。在临近生与死的交界点，队长猛地关上了机器，赵一曼已经昏死过去。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，她在多次凉水的刺激中醒了过来，我看到她的嘴唇动了动，却听不到她在说什么。周遭弥漫着异样而令人恐怖的安静，队长再次按下了按钮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再次昏死，又在冰冷的刺激中醒来，又再次在电击的苦痛中抽搐与颤抖，还有队长的微笑，那无声的笑。这一切在我面前重叠出恐怖的画面，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只是感到自己脸上有火热的液体流下，那流动的感觉是如此陌生。画面突然静止了，所有的人都定格了。多日痛苦的刑罚验证了一个事实：从她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。队长愤恨又无奈地说：“唯有示众，才能好好教育那些不听话的中国人，才能让她最大地发挥出她的价值。”

8月2日，日军将赵一曼绑在大车上，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，她毫无惧色高呼道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保护我国山河！”街边的群众闻之纷纷落泪。临刑前，面对军警的枪口，她依旧将头高高昂起。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？”赵一曼怒视着，把手中写满愤怒和热血的纸卷递过去说：“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！”日军官看过字条，向军警猛一挥手，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。她牺牲在珠河县小北门外，年仅31岁。

黑暗仍在一一敌视，如同挥之不去的影子。但我，并不惧怕这黑暗，因为她清脆悦耳的笑声像流水般泻满我的成长之路，她的英雄精神将与我长存。

（作者系文学院2021级本科生）